剧情介绍
1995年7月12日，一场“热浪”袭击芝加哥，整座城市陷入瘫痪：大量用电用水导致城市断水断电，继而引发人体高温生病；救护车和消防车供不应求导致部分病患得不到及时救援而死亡，病患激增又导致部分医院拒收新病患，促使病患无处投医、暴毙身亡；太平间“尸满为患”，大量尸体无人认领，不得不靠肉食店冷藏车暂时存尸，一张冷藏车、新闻车、灵车和私家车停靠太平间广场的新闻图片传遍世界，引起暂时性的广泛瞩目。
我们不难从上述简短的现象描述中看出导致大量死亡的些许端疑，比如炎热的夏天为什么没有足够的能源预备？基本的社会应急系统为什么会跟不上灾难的扩散的进程？为什么会有许多人在无人关注的情况下死去甚至连尸体都无人认领？可是当时没有人解答这些疑惑，甚至少有人发出这些质疑，群众的记忆很短，灾难过后所有人都忘记了自己曾也是灾难的受害者。
但这一切看似是自然灾害，其实是社会问题的催化剂，是“社会系列失误的生物学上的反应”。法医只能探究人的生理死因，社会学家克兰纳伯格则旨在运用社会剖析的方法，剖开埋在现象表面之下的真相，探究导致个体死亡的社会动因。借此，“我们不仅能增进理解生命的能力，也能增进保护生命的能力。”其解剖结果如下：
动因一：年龄与性别因素——城市居民中独居老人数量增加，尤其是老年男性和穷人本身具备脆弱性。独居老人是孤独且易受惊吓的，经济收入不稳定使老人比普通人更害怕遭遇损失和伤害；物理距离远、紧张疏离的亲密关系使他们只靠电话和媒体保持外界联系，而媒体着力渲染犯罪、老人对年轻人和瘾君子的恐惧更使他们不敢外出，同时不安全的居住环境增加了住户来往屏障，这些都让独居老人处于危险的境况之下。
而基于社会观念和教育模式、劳动分工的差异，老年男性则要更加脆弱，一方面，社会推崇独立自主的观念，老年男性要尽量避免成为别人供养的对象，这使他们选择孤独拒绝帮助，将获得救助视为耻辱；另一方面，教育抚养模式鼓励女孩发展获得社会支持和家庭关爱的能力，而男孩却被要求花更少的精力在社会交往；劳动分工要求女性承担大部分家庭责任和建立友情的责任，男人养家女人持家、男主外女主内的刻板性别歧视反而使男性变成更加脆弱的性别。
动因二：社区因素——居住集中化、富人和穷人的社会隔离使穷人被抛弃，暴力、疾病、犯罪等问题更加恶化。商业经济、社会交往和人际网络能够维持一个社区的活力，商业活动能为社区居民提供社会交往渠道，也是维持社会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重要角色；经济衰退则会导致社区失去工作机会、商品、资源和社交场所，继而使中产阶级家庭撤离、单身暂住户入住，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开始自我封闭，毒品交易、街区暴力等问题开始萌生，孤独的老人又陷入不敢出门的恶性循环，贫富社区间的差异逐步扩大，老人为了自我保护所构筑的围墙反倒成为困住他们的囚牢。
老人们不能寄希望于社会公益组织，因为对于教会来说，提供关键性援助需要投入大量财力与人力，而宗教官员往往都是兼职；社区俱乐部则必须要由一部分有奉献精神的核心团体构成，但高居民流动率冲垮了社区居民的情感归属、财产纽带以及社区网络，随之形成的低社区凝聚力增加了社区的脆弱性。
动因三：政府因素——由富人选举出来的政府官员并不能致力于修正不公平和保护弱者，反而保护了特权、让穷人自生自灭。关于社会保护的政治方式上有以下几方面错误，一是组织上的错误配置。政府没有意识到危机存在，没有采取预防措施，整个应急系统各部门机构涣散缺乏配合；警察作为一个准军事组织难以实现转型以承担更多的服务要求，警队通常被冠以要有阳刚之气的理念，警察也理所当然认为他们应该身赴危险之地处理犯罪问题，而不是承担调解邻里关系、满足老人需求等人性化的服务工作。
二是对公共服务消费者的错误预期。公共资源和公共物品短缺、基金匮乏以及社会援助机构人员短缺使孤独和无家可归的老人处于社会援助网络边缘，有能力走出家门的老人享受到了服务系统，无能力但最需要帮助的老人恰恰是拥有最少途径获得服务的人；政府削减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计划的资金投入意味着低收入老人的生活成本在增加，他们既无足够暖气御寒，也无足够冷气避暑。
三是政府管理市场化，将政府服务外包与市民形成断层、采用营销思维塑造伪公关形象扰乱市民判断。政府将其本该承担的服务只能外包，将断电断水的责任推卸给供电厂，试图解释其行为合理性，还将灾难中死亡的原因归结于民众个人的行为缺陷，失败的危机公关反而激起了民愤；政府成立委员会研究热浪造成的影响而非造成热浪的原因，调查方向完全本末倒置，实际上是掩盖了事件的真相。
动因四：媒体因素——把悲伤和绝望的经历从电视和新闻中驱逐出去，使那些困境中的人变得与自己遥远而不相关。
新闻机构能引导我们关注什么，我们都生活在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中。新闻机构能决定这件事要不要被报道，能通过报道的排版和标题来决定事件需要引起人们多大程度的关注。新的传输体系利用市场规则区分读者，使读者只能得到与其自身相关的信息。新闻是经过筛选重组、有针对性的信息。为了保证新闻的覆盖率、严肃性和世俗化兼容，新闻机构以图片、标题党、模棱两可的议题引导大众对事件的讨论方向，新闻机构垄断信息，而民众对信息的全貌知之甚少。
而新闻报道无论如何都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原因在于：新闻报道模式化——长期工作经验使新闻就报道灾难形成标准化的工作流程以及报道框架。
新闻报道主观化——不同媒体往往依据他们自己的专业标准和兴趣组织报道；新闻报道常常带有记者的观点或报社的倾向性；报道一则大新闻时需要有多名记者同步进行实地调查，如何协调各记者、是否能亲历调查现场、如何从众多调查结果中提取有效的关键信息、能否避免撰稿人本身先入为主的偏见，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了一则报道的“客观性”。另外，新闻机构需要平衡市场对新奇性、戏剧性、直观性的需求与制作高质量新闻的关系，几乎难以避免要取悦读者，出现娱乐化倾向。
新闻与政治、经济紧密联系——新闻记者与政客、银行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新闻容易受党派裹挟，事件的突发性和不可预期性可能导致各党派为界定事件而相互竞争、制造困惑；政府常常迫使媒体成为其喉舌，使媒体成为政治的附庸；新闻机构要活下去离不开政府以及银行家的支持；甚至在过去，记者和政治家往往私交深厚，不可避免了影响了记者在报道中的立场。
新闻行业本身的运作规律限制了其探究真相的可能。新闻价值中最重要的一条时效性使新闻工作者难以去深挖埋藏在社会现象背后的社会动因，而更多的关注当下基本的事实，也就是问题的表象；新闻内部存在行业竞争，不同的编辑和记者团队都在争夺独家报道；拥有相似教育背景的记者们看待问题的视角相似，容易陷入制作的思想封闭。
总之，新闻机构其实是用产品思维在制作新闻，新闻课堂教学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新闻价值的重要性，而新闻价值中的时效性、重要性、接近性、趣味性、新奇性等等要求都使新闻制作不得不迎合受众的审美趣味，制造受众喜欢、想看的新闻产品。而受众是短视的、健忘的、挑剔的，这必然导致职业的新闻记者难以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制作出一则优秀的具有社会价值的调查报告，因为受众比他们更加没有耐心，人们总是避重就轻，不去关注这个新闻事实本身，却把焦点落在无关紧要的细节上，众声喧哗过后，人们很快就会将一切都忘记。
新闻业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无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系统部分的影响，甚至受其制约，它的本质正像李普曼的比喻，“它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但一束探照灯光线永远无法照到一件物品的全貌，人们却总是把光线所照之处误认为是事物的本来全部全貌，如何结合个人的知识水平与认知经验进行思考，辩证地看待媒介编织的信息茧房，成为走出洞穴之外的人，才造成了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人所面临境况的差别，对于新闻业自身陷入的悖论思考最终仍会回到人如何认识自己以及人与外界世界的关系。若社会是黑夜中航行在大海中的巨轮，新闻业只是巨轮上那束照亮前方的哨灯，正如电影《聚焦》中提到，“起初，我们都在黑暗中摸索，忽然灯亮了，我们才开始相互指责”，我们常常大谈新闻理想却又为此失望，正是因为让新闻担负起其不能承受之重。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但我们都知道历史是战胜者写的，既然我们无法苛求历史的客观公正，自然也无法要求新闻的全面客观。但无论处于哪个时代，新闻都该重视真实、客观、中立与平衡。新闻媒体要作为独立力量服务于公众利益，首要的是作为事实报导者，并参与社会的干预与推动，捍卫新闻报道的自由。
